警察！

我们和警察的第一次接触，除了苏黎世和纽约机场的边防警察之外，众所周知，发生在旅行的第二天。周三上午，皇后区正中央，步行：我和 Jasmin 被一辆巡逻车拦下，并被送到最近的车站，好让我们去曼哈顿。两个环球旅行者，第二天就需要专车接送。这开场真是量身定做。
美国警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。他们人多，也很显眼，至少在我们去过的地方是这样，但我们从没给过他们理由，也从没不情愿地陷入需要执法者出面的境地。我们载着行李骑车的“舒适速度”大多在限速以下。没在限速以下的时候，也许只是我们走运。请记住这句话。
过境进入墨西哥，气氛变得正式起来。“制服”这个词用得不对，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统一的。从这里开始了一件直到今天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没有停过的事：各种各样的警察，穿着数不清的制服，又跟同样热衷于营造集体荣誉感的各色保安公司几乎分不清。国家警察、公路警察、旅游警察、农业警察、市警、市场警察、汽车站警察，还有天知道什么警察。有时棕色，有时黑色，有时蓝色，戴头盔的，戴帽子的，穿马靴骑摩托的，骑自行车的（圣何塞），步行的，骑马的。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：全都全副武装。在中美洲，常常是两个警察挤在一辆小小的 Yamaha DT 125 上。前面那位握着车把，手枪插在枪套里，后面那位把一支霰弹枪架在膝盖上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手无寸铁简直令人称奇。
大致只看外表，警察的种类之间和地域之间还是看得出差别的。在墨西哥偏远的地方，警察看世界的眼神相当呆滞，仿佛他们的存在更多是拜政府的就业促进计划所赐，而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需要。在大一点的地方附近，执法人员在精神上也显得重新机灵起来。（至于我们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，两个骑着满载摩托车的瑞士人，我还是不知道为好。）
从中美洲起，接触变得频繁，不久甚至是经常。原因是路检：视国家而定，过境前后各有五个，在旅游干道上每二十公里一个，或者像在厄瓜多尔那样，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在村口设卡。Jasmin 和我几乎每个都会被拦下。出于形式，他们会要护照，有时要行驶证。其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摩托车，往往还会就这趟旅行聊上几句。我们讲我们已经看过的地方，如果强调我们多么喜欢他们的国家，他们就格外开心。这样的相遇大多很温暖。没拦我们的人，也会笑着挥手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挥手和微笑。说到地区差异。在贫穷的国家和地区，穿制服的人的举止里总带着很大一份不安。他们拘谨而胆怯，默默地惊讶，一言不发，只用一个小小的点头或匆匆的手势示意我们继续前进。我们对他们来说和他们对我们来说一样陌生，于是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，就像徒步时从一条牧羊犬身边走过：它只是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但站得莫名危险，而且要是它愿意，肯定也可以另有打算。在这幅画面里，我们就是那条狗。旅行的人会学到，成为未知的那一方是什么感觉。
有一次，在墨西哥的某个地方：摩托车正好停在禁停区中间，我在旁边，Jasmin 在对面的银行里兑一张支票。红色禁停区之后是黄色区域，专供旁边那家店的顾客使用。一位司机开来，把车停在那条画着线的边上，也消失在银行里。一名警察看到了这一违规行为，赶到现场，给他开了一张罚单。而那两辆摩托车和我，他几乎是绷着劲儿，而且肯定是故意地，视而不见。有时候，当个外人就是最好的停车票。

随着地区富裕程度的提高，穿制服者的自信也水涨船高。目前为止，它在厄瓜多尔基多一带达到了顶点。早晨路障旁的警察全是史泰龙的复制品，“眼镜蛇”风格。少了 80 年代的墨镜就什么都免谈，黑色镜片，金色镜框。句子很短，字词一个一个分得清清楚楚，免得生出什么流畅的语流，语气带着命令。示意放行时，是一个快速、干脆的动作：平伸的手掌越过肩头，掌心朝后。在我们那里，这个手势要是做得更慢更松弛，意思是“关我屁事”。在厄瓜多尔，它简短、利落、不带一个字地表示：“走吧。”
在秘鲁，利马周围约 400 公里的范围内，男警察（城市里也有女警察）并非个个都戴墨镜。但在大多数人的瞳孔里，你能看到美元符号。检查变成了翻找我们但愿没带的文件，放行的信号则是咬牙切齿。
有一点我想说清楚：我们的罚单是罚得应该。我们超速了，没什么好争的。“舒适速度”和运气，就说到这里。他们有没有权力用吊销驾照之类最严厉的后果来吓唬我们，我无法从法律上判断。他们给我看的那本小法规册，我只看懂了一点：他们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，而我因为无知任由他们摆布。不懂规则的人，只能指望解释规则的人手下留情。
就像上门传教的神棍，先宣告灾祸，再立刻提供救赎，这三个滑头马上拿出了解决办法。“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帮你们”，原话就是这么说的。两人合罚一张单，但按最高档。不吊销证件，但要现金直接交到手上，美元也欢迎，当然没有收据。我们可以走了。得救了，但穷了不少。
离利马每远一公里，检查就变得更少、更友善，美元符号从眼睛里消失，我们又开始聊油箱的容量，而不是聊买路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