阔别八年,重逢

公路陡然向下,从五百米高的悬崖台地上蜿蜒着滑向海岸,一直到伊基克。这座智利北部的城市被挤在一条狭长的海岸带上,一边是大海,一边是荒凉的褐色峭壁。这一天,就像整个冬天一样,它被一团黏糊糊的浓雾裹着。阳光无路可穿,潮湿的寒意包住了人,也包住了房子。本就荒凉的风景显得拒人于千里之外,若不是八年前我恰好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(与冬天相反,这里的夏天酷热无比),这地方大概根本不值一访。回忆嘛,从来不看天气预报。
这些年来,伊基克长大了不少。当年大约有11万居民,如今已有17万。增长的不只是地理条件勉强允许的城市两端;我最先注意到的是,房子都向高处长了。以前大多是一两层,现在好多楼房有了好几层。这座棋盘格般规划的城市,整片整片的街区被推平,给新楼让路。海滩附近的小汉堡店和热狗摊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肯德基和麦当劳。许多居民很自豪的,是新建的超市区和一座气派的赌场,它就开在从前那家青年迪斯科"卡迪拉克"粉红霓虹灯闪烁的地方。看来,这里衡量进步的尺度是快餐连锁店和赌桌。
台地上那个从前令人望而生畏的贫民区,已经长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区。当年那些可怜的棚屋涂上了颜色,有了社区街道、人行天桥和商店,电线和电话线也拉了进来。
车辆也经历了一次世代更替。尤其是那成千上万辆黑黄相间的"科莱克蒂沃"(Colectivo)——拼车出租车,坐满了才发车,再按顺序把乘客送到各自要去的街角——已经不再让人想起东欧,而是让人想起日本。增加的车流如今有了红绿灯来管。没解决的问题是: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破车随手停在本来足够宽的路边,结果乱成一团。海滨大道上的一座公园翻新了,有了浇灌的草坪和一座喷泉。这尤其让我吃惊,因为我还清楚记得这座沙漠城市当年的限水。
想找一家既不是破洞又不是自命五星级的天价黑店的旅馆,还是和从前一样困难。总算有一样东西没变。
单凭这些变化,绕道伊基克就值了。尽管有亚洲金融危机,以及随后严重依赖外部的智利经济的疲软,这里仍然发生了肉眼可见的改变。或者说得更准确些:当年选定的那条路得以继续走下去,推动它的,是想向心目中"富裕西方"靠拢的强烈愿望。
真正的高潮在傍晚等着我们。我记得一户人家的姓氏,当年我几乎每晚都去他们家喝茶、吃晚饭。街名和门牌号我自以为记得,还隐约觉得那房子是白色的。除了隐约,也没多少把握。到了那个地址,我们竟真的找到一栋白房子,门口没有名牌,我就直接按了门铃。正中靶心!双方都又惊又喜。父母都在家。当年和我一起在海边公园里散步的那个女儿(那时那里还没有喷泉),如今已经结婚,做着自己学成的专业。她自己也有了个女儿,"皮肤白白的,多漂亮",骄傲的外婆一再这么说。她和丈夫、孩子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我们聊了半个小时,我打听老朋友圈子里的人。时间的自然流逝在这里也啃了一口。那个歌手去了首都,另一个终究还是当上了律师,却和青梅竹马的恋人分了手,而那位恋人如今就在这些新商场中的一家上班。还有些人,已经谁也想不起来了。重回故地的人会发现,经历时间的不只是他自己。我们讲了一点旅途的事,又安慰这位好心的太太:等我们一回国,马上就生一大堆白嫩嫩的娃娃。然后,我们亲切地道别。

我们的路线继续通向玻利维亚的拉巴斯,这座城市我在上一次旅行中同样熟悉。这座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山间盆地里,起点是海拔约4,100米的高原。和伊基克一样,一条高速公路沿着岩壁向下攀爬,直抵位于谷底、海拔约3,600米的市中心。高原上,一个新城区正以飞快的速度扩张,据《孤独星球》说,这是南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。机场如今不再位于市郊边缘,而是几乎看不出来地埋在了城区中间。越靠近通往拉巴斯市区的峡谷边缘,当年一层的房子就越老、越高。其中很多现在刷了颜色,多半是鲜艳、厚厚涂上去、亮闪闪的那种。上层明显是用砖砌的,底层的墙还是土坯。这两者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富裕在增长:在这里,你可以一层一层地读出来。离那个磁石般的大坑越远,人们居住的房子看上去就越土、越摇摇欲坠。不少公司想跟着这个城区一起成长,在这里占了个位置。
市中心本身,就我的记忆而言,没什么大变化。我第一次来时就已经有不少高楼,所以天际线上我认不出哪怕一处两处的改变。对任何一个在这期间在拉巴斯盖了摩天大楼的建筑师来说,这话够致命的,要不就是我的记性不行。街头景象则当然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变了样。当年,网络在我们那里还不是话题,更别提南美了,如今网吧到处都是。反过来,国际报刊从商业区繁忙街道旁的报摊上消失了。当年,找一份出版不到两周的《新苏黎世报》是我每天雷打不动的节目,如今外国报纸几乎统统不见了,连美国的大报也没了。和网吧同样醒目的,是为数众多的——我们的语言里没有对应的词,因为我们那儿没有这种东西,所以我姑且称他们为——"移动通话供应商"。他们穿着亮闪闪的背心,像我们那儿的筑路工人一样(从意义上说,他们也算是),手腕上用一条一米长的链子拴着一部手机,提供用他们的Natel打电话的服务(Natel是瑞士人对手机的叫法,原意是"国家汽车电话")。这项服务在早晨、中午和下班时分生意兴隆。"我在路上,二十分钟后到家",就这样,玻利维亚的电话网也得到了像样的利用。人类在最重要的口信上,出奇地一致。
像《纽约时报》一样消失的,还有七十年代美国产的那些锈迹斑斑的老爷车,它们曾被当作"特鲁菲"(Trufi)使用,即在车窗上写着行驶路线的拼车出租车。它们被丰田之类的车取代了。这样,臭源少了一个。当然,这点变化无关紧要。数不清的"Pollo Broaster"(烤鸡或炸鸡摊)人气不减,给大街小巷添足了薯条摊的气氛。
单调又不健康的饮食,是玻利维亚医疗卫生的主要问题之一,一位当地女医生对Jasmin这样说。不管怎么说,玻利维亚和智利如今都买得到全麦面包和低热量饮料了。不过供应的多寡,还是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。在乡下,酥脆的深色面包仍然是个梦——对瑞士人的味蕾来说,这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严重得多。
拉巴斯表面上看,依然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劈叉不倒。穿着色彩鲜艳民族服装的人,和穿着细条纹西装的人和睦相处。买东西主要还是去生鲜市场。南区(Zona Sur)是拉巴斯的富人角落,梅赛德斯和宝马在这里互道晚安,那里已经透出,事情未必会这样继续下去。现代超市里,第一世界有的东西应有尽有。我猜,随着国内交通日益通达,进口价格会下降,迟早会有一场结构性变革扼住迷人的小买卖的喉咙。偏偏是刚刚还在为全麦面包伤感的我来为此惋惜,不无几分讽刺。但愿同样增长的出口(玻利维亚矿产丰富)能让更(多)广泛的人群受益,让"坐在金椅子上的乞丐"买得起新衣裳。

有些东西似乎永远不变。比如许多年轻人听的是Maná乐队的音乐,他们统治着西语摇滚圈。问起他们是哪里人,只有墨西哥人理直气壮地说是自己的同胞。同样永远受欢迎的,还有武打奇才兼演员范·达美。八年前,我是个预算有限的背包客,住便宜的小破店,和当地人挤在摇摇晃晃的大巴里。那些破车上,没有录像机和小屏幕是万万不行的。这些设备一旦坏了,就跟发动机故障一样严重,全车人的怒火会齐刷刷地砸向司机和他的助手。在这些旅途上,我肯定把史泰龙、施瓦辛格和李小龙的片子都看遍了。但不容置疑的排行榜冠军是范·达美,他的片子我至少每部看过或不知怎么听过三遍。如今的预算多半够订一间带电视的双人房(两人分摊,常常比当年一个人住还便宜!)。城市在长大,报纸在消失,老朋友终究还是当了律师——您猜,黄金时段在放什么电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