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利 I

唉，我们本来盼着的是奢华。正如我在开篇里暗示过的：事情的走向有点不一样。不过，还是按顺序慢慢说。

2003年9月5日，星期五，清晨。奥亚圭（Ollagüe）是玻利维亚与智利交界处的小镇，海拔3700米，冷得要命，我们出发了。和玻利维亚的路比起来，智利的越野土路简直就是奢华：又宽又平，硬邦邦的，几乎没有搓衣板路，也几乎没有松散的碎石。我们轻松快速地向前，穿行在天堂般的风景里。火烈鸟立在浅浅的湖水中，火山倒映在湖面上。除了我们和几只羊驼，方圆几十里空无一人。美极了。
大约150公里之后：柏油路！耶！这份喜悦恰好持续了几公里。然后，我们最爱的牌子出现了：绕行。
接下来的路，难到极点。眼前是一个被拉得老长的沙盒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最细的沙子，有的地方深过膝盖。无数条车辙和弯弯曲曲的深沟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之前的四轮旅行者早就在这里吃过苦头。可人家有四个轮子，我们只有两个。我们勇敢地硬闯：甩尾、打滑、咒骂连连，我还摔了两次。偏偏就在这8到10公里里有风，还有迎面而来的车。简直是噩梦。
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柏油路上。后视镜里是火山，前方还有整整40公里才到卡拉马（Calama）。
浑身上下连缝隙里都是灰，我们在那里住进一家very basic的小旅店。冲澡。冲很久的澡。然后直奔城郊那座巨大的购物中心。简直像回到了家！货架上摆着一切，真的是一切，凡是心和胃想要的都有。连摩托车也没被落下：链条润滑喷剂和WD40 ;-)。

2003年9月6日，星期六。我们正要出发去大洗一场，却看见了：Phil的后轮胎。瘪得彻彻底底。终于还是来了。一千多公里的越野路、无人区和大草原，轮胎都老老实实地挺过来了，偏偏在这儿，在卡拉马，在柏油路上，扎了一根钉子。我们旅途中的第一次爆胎。它挑的地方，真是无聊透顶。
我们两人挤在我的车上，去镇上找摩托车修理工。好几个人都说有一个。我们找到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找到了店面。修理工本人，据邻居说，去参加庆典了，周一之前回不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
我们有点茫然地四处乱转，最后停在一家挂着固特异广告的汽车修理厂前。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广告，而是门口停着的那辆摩托车。凭着越来越好的西班牙语，问题很快说清楚了。“没问题。”汽修师傅说，他碰巧还是个狂热的摩托车手。我们把Phil的车推过去（轮胎用我们的打气筒勉强打了点气），还有从出发那天起就一直当备用品背着的新内胎。现在它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一个小时后，后轮重新完好如初。酬劳：一罐健怡可乐，外加一点小费。
等我们在一个加油站的后院用高压水枪把车冲干净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清洁链条并上油、检查辐条，然后是Phil最爱的活儿：凡是需要润滑的地方，统统用WD40浇个透。
这么多沙子和泥，我还从来没从一辆车上冲洗下来过。说实话，洗得还挺开心。午饭后清理行动继续。我们几乎所有的衣服，包括骑行装备，都送进了洗衣店。我们把所有箱子清空，清洗被折腾得不成样子的行李，把包装重新用胶带粘好。积下的（金属）灰尘多得吓人。一切都变黑了。一切：书皮、塑料袋、胶带。再想想被颠簸了将近三万公里的行李会变成什么样！举个例子？请看：火柴盒还是完整的。但是空的。火柴一根根散落在箱子的各个角落，而且每一根红色的火柴头都被磨掉了。三万公里的颠簸，剩下的只有牙签。
经过这番彻底的清洗，我们还得回洗衣店大吵一架，才拿回全部衣服，而不是只有一半。然后去上网，向圣地亚哥的宝马预约保养。

9月7日到9日，星期日、一、二：穿越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，共1200公里。周二我们到了比库尼亚（Vicuña），一条物产丰饶的支谷，和依然凉飕飕的海岸不同，这里暖和宜人。一开始就说定了：我们要在这儿住四个晚上。这山谷可看的东西不少：葡萄园和它们的美味产物（第一天晚上就认认真真地试过了）、天文台，还有迷人的风景。
周三，2003年9月10日，我们再次下到海岸边的拉塞雷纳（La Serena），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。我们买了东西，又在一家本田修理工那里换了机油和机油滤清器（滤清器是我们自带的备件）。因为从圣地亚哥宝马那里得知：要么明天去，要么由于节假日，等到9月22日星期一。其余的三万公里保养，我们自己动手搞定。
晚上，我们参加了距比库尼亚8公里的天文台导览。太棒了！我们的向导是个地地道道的怪咖，懂得超级多，英语也很好。我们看到了火星、（满）月、南十字星、许多星座、星团、星尘和银河。这是一次我会好好珍藏的经历。在这样的星空下，任何一次爆胎都缩成了针尖那么大。

第二天，我们把山谷里风景如画的河流和葡萄园逛了个遍，直到最后一个角落。差不多是最后一个。因为Phil的车发动机上渗出了油滴。是修理工乱来了吗？回到旅馆，Phil整个下午都在摆弄车：他仔细清洗了发动机和周围的盖板，把发动机缸体上所有的螺丝重新拧紧。尤其是他那辆车，螺丝早就不太牢了。从那以后，油箱就不漏了。一滴都没有。
我呢，在院子里晒着暖洋洋的太阳，让我的总工程师安安静静地干活。各尽所长嘛。
我们的“旅馆”其实更像个带小动物园的工地。老板是个爱捣鼓的人，整个院子里到处是金属、木头和一大堆工具。兔子、母鸡、鹦鹉和别的鸟儿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溜达。一切都很随意，所以也特别招人喜欢。我们可以用洗衣机、厨房和花园，热水特别烫，而且，说来你都不信，我们那间凉爽的小屋里居然还有彩电。价格公道。
2003年9月12日，星期五：我29岁了！庆祝从早上开始，在卡佩尔（Capel）葡萄蒸馏酒厂，这里出产当地有名的皮斯科酒。先是私人导览，然后是尽情品尝。全部免费。变老的方式，可以比这糟糕得多。中午前后，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旅馆，下午用来看书、休息，在太阳底下什么也不干。比库尼亚和这四天，我很喜欢，也让我很舒心。
要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就留下不走了。

2003年9月13日，星期六。我们继续上路，穿过越来越肥沃的丘陵，稍微往内陆一点，朝首都进发。到230公里处，转折来了。Phil的车上，水箱警示灯亮了。冷却水管从发动机上脱落，水漏了出来，又臭又冒烟。在荒郊野外。最近的村子叫孔巴尔巴拉（Combarbalá），一百来口人，在20公里外。而圣地亚哥在南边380公里，遥不可及。
我们把水管重新接好，补了点冷却液，为保险起见还换了空气滤清器，至少让发动机能吸进足够的空气。我们开了2公里。灯亮了。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，等发动机凉下来。我们开了几公里。灯又亮了。
于是我成了拖车。我用捆扎带把Phil、他的车和他全部的行李挂在我的摩托后面。路面平坦或者微微上坡时，还行得通。下坡就太危险了，我们又把他解开。离孔巴尔巴拉还有大约10公里。下坡滑行。等待。开1公里。等待。滑行。等待。这节奏，刻进了脑子里。
三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到了，随便停在一条街上，打听哪里有旅馆。人家说，这儿没有旅馆。不过我们正站着的这栋房子，就把房间租给旅行者。话音刚落，门就开了。我们高兴坏了。
我们在院子里卸下行李。那儿停着一辆皮卡。我看看Phil。Phil看看我。三言两语就够了，我们马上就跟女房东的一个兄弟（皮卡是她家的）讨价还价，谈去圣地亚哥的车费。我们还没真正安顿下来，交易就谈成了：今晚21点30装车（女房东得先去参加一场葬礼），明天，星期天，早上7点30出发。像电影一样！谁能想到呢？我们运气好得难以置信。
九点半真的开始装车了。接着是一趟小小的试驾，开到村子上方的观景台，当然得先绕着广场（plaza）转一圈，好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。第二天早上出发，准时在7点33分。一路平安无事。除了恩佐（Enzo）的驾驶风格跟我的有点不一样。还有8公里的干河床。还有几处水坑。是啊是啊。
11点30分，我们到了366公里外的圣地亚哥。我们随手在旅游指南上挑的那家旅馆，早就不存在了。我们住进附近的另一家，贵一点，但恩佐不用再在城里绕上半天。街角碰巧站着一位纽约人，我们问他能不能帮忙卸车。就这样，三个男人加我，不用斜坡就把摩托车从皮卡上抬了下来。一切顺利。恩佐拿到报酬，开车走了。

行李堆在大堂里。Phil站在柜台前办入住。我站在一旁，突然意识到了。噩梦。恐慌。我们的夹克！
它们被夹在座椅和后挡板之间，此刻正跟着恩佐驶出城去。朝孔巴尔巴拉的方向。366公里外。我眼前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夹克口袋里的东西：摩托车钥匙。护照。行驶证和驾照。一点现金。万事达卡。全没了。
电影还没放完，我就冲了出去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吹口哨，只来得及看到皮卡的屁股向右拐，消失在圣地亚哥的街巷里。带着我们的夹克。带着我装在塑料卡片里的全部人生。
只有一个办法：找到恩佐的手机号码，在车上联系到他。我和Phil回到旅馆，他立刻跟前台的女士一起，开始打电话搜寻孔巴尔巴拉的那一家人。我们手里有的：地名。女房东两个兄弟的名字，恩佐和埃里克（Eric）。那家人是村里唯一出租房间的，还开着一家小超市（supermercado）。还有那家没有名字的旅馆的地址——因为Phil一直给我们住过的地方记着流水账（在南美，门口可不像我们那儿会挂着姓氏）。我以前常常对这本流水账暗笑。从今天起不了。谢谢你，Phil。
前台女士按Phil的提示打电话给孔巴尔巴拉的警察局时，我又去找那位纽约人，他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都很流利。说不定他能帮上忙。糟糕的是，我只知道他消失在哪扇门里，不知道是哪个套间。于是我站在楼前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纽约先生！纽约先生！纽约先生！（Señor de Nueva York!）”一位女士从窗户探出头来，我一问，她告诉我：F室。我按了门铃，说明了我们的倒霉事，他立刻跟我一起赶到大堂。
恩佐已经走了五分钟。前台女士接通了村里的警察。他当然认识我们的“恩佐一家”，于是去找埃里克，让埃里克打电话到车上，劝恩佐掉头回来。一个村，一个警察，一辆皮卡：智利就是这样搜捕的。等回电的时候，我们办好入住，进了房间，前台女士还对我们说了好些温柔的安慰话。
旅馆房间里静悄悄的。我的神经绷到了极点，我害怕，心怦怦直跳。而且我很生气。生我自己的气。怎么能蠢成这样？我发誓，再也不会把东西塞到看不见的地方了。眼不见，心不烦——事情就是这样。没有护照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夹克呢？没有驾照呢？我魂不守舍地走进对面的麦当劳（Mac），买了点喝的。
回到大堂，前台女士笑容满面地对我说：夹克20分钟后到！一切都会好的！我跑去找Phil，他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如释重负地拥抱在一起。几分钟后电话来了：恩佐到了。我接过夹克（东西全都还在口袋里），向有点困惑的恩佐道谢。他大概不是每天都会接到警察的电话，就为了两件被忘掉的夹克。呼。

下午，我们坐公交去找宝马修理厂，向门卫解释说，我们想趁今天车流稀少的星期天，把两辆摩托车送来，明天修理。没问题。到那里的路大约20公里，横穿整座城市，花了两个多小时，中间有大约七次冷却停车，每次好几分钟。二十公里，两个小时。骑自行车都比这快。不过我们还是到了，把名字、问题和车的颜色写在一张纸条上，然后坐公交回去。记住这张纸条。

2003年9月15日，星期一。早上分工：Phil去宝马，我去找便宜点的旅馆。新旅馆是一对比利时夫妇推荐的，他们同样骑着宝马上路，我们在波托西（Potosí）见过他们，我们就在那里吃了午饭。下午我们步行逛了几家轮胎商，没有真正找到合适的。下午四点，我们亲自去宝马看看。
那位系领带的先生——那里每平方米大约有两个——要给我们讲解账单，据他说，先从黑色摩托车的问题开始。
我们：“黑色那辆没有问题。蓝色那辆才有问题。”
他：“不对，是黑色的。”还指着账单（200美元）。
Phil：“不对，是蓝色的。今天早上我在车上给您指过了。蓝色那辆是冷却系统，黑色那辆是把通往发动机的冷却水管固定得更牢一点。”
他：“不对，您说的是黑色。”
然后Phil掏出了那张纸条。昨天那张，上面他特意还写了颜色。“不。肯定是蓝色！”
领带先生愣愣地盯着手写的纸条。再也没有借口了。他抓起账单，朝车间走去，那里我们不能进，就算开口要求也不行。十分钟后他回来了。Phil和我气得不行，坚信他们修错了水箱。
他：“这只是纸面上的错误。我们会改的。”
我们面面相觑。不敢相信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取车？明天中午。对据说早就修好的车来说，未免太晚了。然后是压轴戏：领带先生还想把水箱修理（更换节温器和其他小零件）也卖给我的车。纯属例行公事，图个保险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心里全明白了，也说了出来。当然全是用西班牙语。领带先生再三保证，一切正常。我们心里没底又窝火，离开了宝马，不过临走前先把账单金额记了下来。免得它一夜之间长大。

晚上我们和那对比利时夫妇一起度过，他们的旅程在圣地亚哥就结束了。他们从旧金山出发，走了三个月。我们交流各自的高光时刻和低谷，聊了很多，笑了很多，所以我至少有几个小时想开了点别的事。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一起做饭。

2003年9月16日，星期二。又是圣地亚哥的一条街，又是在找新轮胎。这回找对了（利拉街，Lira）：一家摩托车店紧挨着另一家。几番周折后谈成了：四条新轮胎（倍耐力 Pirelli MT 60），包安装，共220美元。然后再坐公交去宝马。那里现在摆着两张账单，构成跟昨天完全不同：蒸馏水不再是14美元，而是大约80美分。总金额呢？又是整整200美元。会计学的小小奇迹。两辆车都已经热车试过了，尤其是Phil那辆，换下来的零件装在一个小袋子里。到这里为止，一切顺利。
你们可以想象，回利拉街的路上（大约20公里市区路），Phil和我都盯着哪里：仪表盘。路况只排第二。结果警示灯没亮。太好了！
下午四点我们回到旅馆：带着修好的车、新轮胎，和一份被毫不留情地超支的日预算。晚上我们又和埃尔克（Elke）和丹尼（Danny）在一起，笑个不停，认识了两位真正讨人喜欢、可爱的人。两个步调和我们差不多的人。

2003年9月17日，星期三，我们驶出圣地亚哥时，我开心极了，因为最后一切都这么顺利。从我们踏上智利以来，可以说是走了一段霉运。
来算算账吧：一次爆胎。另一次故障。一次把重要东西忘在某处。第二次在修理工身上倒霉（第一次是在西雅图——贵啊！）。说句老实话，这成绩单并不差。问题只是，这些事没有好好地分摊到五个月和两辆车上。不：大部分都挤在一个星期里，落在同一辆车上。这么看来，我们的霉运还在合理范围之内。尤其是想想，我们每次都多么走运，一切多么有惊无险。也许，这才是旅行真正的幸运：不是什么都不发生，而是总有人在——一位汽修师傅，一位带皮卡的女房东，一位村里的警察，一位前台女士。
总之，今天我又心平气和地坐在奇廉（Chillán）的旅馆房间里，这里在圣地亚哥以南400公里，我期待着“智利 II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