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医生，或者：我还有救吗？

也许我已经提过这件事或那件事了，毕竟这期间确实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。不过，除了藏不住的旅行热之外，我有没有讲过我们的病？嗯，我们生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呃，疟疾、黄热病、跳蚤、寄生虫和沙门氏菌、晕船——不，我们从没生过病。除了一次轻微的感冒，就是在我家乡，春秋两季里每个人至少都要中一回的那种。每天早晨，工薪阶层挤进蓝白色的有轨电车，在这两个多变的季节里，咳嗽和喷嚏声甚至盖过了新款Cobra电车的轰鸣。一只细菌罐头，无处可逃。头几个星期，我每次都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屏住呼吸尽力抵抗。徒劳，直到今天。你环游了半个世界，却依然健康——最危险的路段，还是家里的电车。

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遭到了永久性损伤，那就是我的听力，出发前它就已经不太好了。头盔里风声持续不断的轰鸣和尖啸，对我这个器官造成了如此大的负担和刺激，以至于现在连夜里它也不歇着，一刻不停地发出一个信号音。这很像电视里的那种哔声，就是在半夜十二点半之后只剩测试图的年代。耳朵处于待机状态，我反而没有出发前想象的那么想听音乐了——而我明明还特意录了几首带着上路。

其实是Jasmin开的头。出发前好几周，她就坐到电脑前收集CD和歌曲，列清单，琢磨出适合各种心情的理想组合。她带着一大摞适用于各种场合的迷你光碟，把我弄得很尴尬，于是起飞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也赶紧把自己的一叠凑了出来。几周对一夜——准备工作就是这样。可是到底该选哪些歌？在非洲待了八个月以后，我会想听什么？我选了各两个小时的新生代摇滚，从Korn到Creed；硬核的经典，从Metallica到Sacred Reich再到Sepultura；一整箱音乐史，从Led Zeppelin到Rolling Stones；用伯尔尼方言唱的故乡回忆，有Kuno和Polo；意大利歌手的永恒优雅，从Zucchero到Masini；最后还有一打脏兮兮的说唱，来自年老和瘦弱的高手们。就我而言，可以出发了。

但正如我已经透露的：我们错了。到了晚上，疲惫的耳朵在抵达之后一点音乐也受不了。于是在开普敦，我们俩把各自那一叠碟片，有些连听都没听过，除了各留下两张应急备用的，全塞进了寄回家的包裹。这并不是说，音乐在这趟旅程中对我来说跑完了——这个说法有点俗，但很贴切。恰恰相反：我依然认为，音乐总的来说，尤其是演奏音乐，是所有无意义的爱好中最棒的一个。音乐每天陪伴我上路，缩短时间，或者说，让时间变得可以忍受。大多数时候，它只是在脑子里想着，整整一天像耳虫一样在脑沟回里蜿蜒穿行。巴塔哥尼亚那种蚀骨的寒冷，可以靠唱歌唱走，只要唱得够大声。就在这时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听音乐在我生活中的分量，已经不如十年前了。
有些银发老人，尽管年事已高，还能整页整页地背诵席勒和歌德，仿佛认识他俩本人似的。而我却发现，我只用了不到十年，就把原先能背的全部三百首歌词忘光了。至于新歌，总有点缺乏背下一段又一段所需要的那份热血。看来记忆就像摩托车：不骑的东西，会生锈。
于是我不停地唱着同样的三首Depeche Mode，而且副歌出现的次数比原版还多。总有一刻你自己都觉得难为情，或者当你对着冬天老人第十二次吼出"it's a competitive world"时，嗓子开始疼。这时我就换个项目，当起拍卖师来使劲儿。路边的一切，不管是里程碑还是奶牛，统统以最高价卖给兴趣极其广泛的观众。观众只存在于我的头盔里，但买得很可靠。

在炎热的非洲，剩下的那点备用终究派上了用场。在美洲，我们身边始终有喇叭或电视里的音乐和新闻。而在从容不迫的非洲，太阳一落山，我们刚摘下头盔，四周就归于宁静。所以最近几周，我已经好几次庆幸，夜里能有几分钟逃离耳朵受损和蟋蟀发出的单调啸叫，直到睡眠拨动意识的开关。

离开内罗毕、去啃前往埃塞俄比亚那段路的前一天，我收到妹妹的一封邮件：她弄到了Die Ärzte在Hallenstadion演唱会的票。当年我们信他们胜过信世上所有的医生，而那段时间乐队暂时解散了。那时我们曾彼此许诺：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去看他们的演唱会，我们会不顾年龄和社会地位，毫不犹豫地去。
去埃塞俄比亚的路虽然不远，但很长，而我有的是时间。Die Ärzte一直陪我到边境。Claudia、Erna P.、Gwendoline和其余2000个姑娘都在。好多事情我都想起来了……我甚至觉得头发在长白。还有歌德，那其实也没过多久。三百首歌词忘光了，可这些歌词还在。有些歌显然是忘不掉的，只是被放错了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