危地马拉效应

在非洲，我们遇到不少从北往南走的旅行者，也和他们攀谈过，他们的说法大多一边倒：埃塞俄比亚是块硬骨头。孩子们手里攥满石头，守在路边，不管是坐车还是骑摩托路过的白人，一律赏上一把。有人信誓旦旦地说，连骑自行车的也没能幸免，飞来的石头砸断了他一根肋骨。与这种火山般的脾气相配，每个埃塞俄比亚人似乎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偷游客、抢游客上。只要不是焊死的东西，统统会当着你的面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顺走，虽然小偷的手法笨拙，一眼就能看穿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光被偷，还被当成傻子耍。要是这还不够，夜里蚊子、臭虫和藏在每张床垫里的跳蚤，会把你剩下的那点血吸干。唯一的救星是越过边境逃到肯尼亚，前提是你没有先被一圈瞪着眼睛的人私刑处死，因为只要你歇脚超过三十秒，这些人就会冒出来，到处都是。怎么会这样，反差这么大？苏丹人明明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，怎么也该给邻国沾点光吧。

我们半信半疑地听着，心里却越听越发怵，只好带着忐忑，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那寥寥几个正面的说法。在埃塞俄比亚走了八百公里、十天之后，Jasmin 和我达成了一致：不管穿越这个国家的后半程还会发生什么，这就是危地马拉效应。

在墨西哥，经过一段适应期，我们过得很舒服，到了危地马拉，冲击却像炸弹一样落下来。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对当地情况发出了最严厉、最全面的警告。我们吓得腿软，原则上对任何一个危地马拉人都不敢信任，结果还是，或者说恰恰因此，刚到边境就被狠狠宰了一刀。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！头盔只在睡觉时才摘，其余时间缩着脖子，地形允许的最高速度，我们都踩到了极限。就这样，我们逃到了萨尔瓦多。
从那以后一切都好了起来。我们又一次走运，捡回了一条命。萨尔瓦多也一样，少得可怜的几辆车臭气冲天，永远是到处吵闹、闷热难当，围观的人和蚊子把你团团围住，狗再补上最后一刀。可是嘿，这就是中美洲！不喜欢的人，大可不必来。萨尔瓦多以及再往南的人们那么可爱、热情、乐于助人，天平亮的那一端已经压得沉甸甸，绰绰有余。

当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，我们也遇到过其他旅行者，想和他们分享那些难以消化的经历。“你们在危地马拉边境也被坑了吗？”我们问，满心盼着听到一个更惨的故事，好让自己的显得没那么糟。可是没有人肯给我们这点安慰，哪怕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倒霉蛋。“过境费？没有啊，我们没交过这种钱。”或者：“我们过边境一切正常。”大致就是这类回答。原来我们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受害者，而是自家霉运的专家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经历不断积累，现在也还在积累。把它们和别人的讲述放在一起，清楚地表明我们中了危地马拉效应。这无非是说：错误的预期和被刻意煽动起来的过度恐惧，让我们既蒙了眼，又受了惊。恐惧让人盲目，也钝化了我们的直觉。当然，危地马拉也是中美洲的一部分，我们在那里碰到的种种棱角和毛刺都是真的。只不过它是我们在这片环境中踏进的第一个国家，是我们面对这类状况的入门之国。我们就是纯粹地招架不住。即便如此，危地马拉在我心里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；哪怕危地马拉的外交官跪着膝行而来、手里还举着一张免费机票，也休想让我改口。明白道理是一回事，心里的怨气是另一回事。
从欧洲出发前往非洲的旅行者，想必也和我们在中美洲时一样。先是变热，然后越来越多沙，再然后居然全黑了！柏油路没了，第三世界，埃塞俄比亚。对从欧洲一路向南的人来说，这个国家一定就像危地马拉之于我们：不是最危险的，而是第一个。

埃塞俄比亚确实要求很高，但不是我根据那些讲述所设想的那种方式。物资匮乏可能成为问题，尤其是当你能带的行李空间有限的时候。对我来说，最难的是如何面对你不戴眼罩走在街上时看到的一切：残疾，病痛，乞讨的孩子。还有你得为自己找出来的那些借口，用来对抗那份无力感。石头，一次也没有朝我们扔过来。（注：后半程路上也一次都没有。）恰恰相反，大多数时候迎接我们的那份热情，令人震撼。人们朝我们挥手，跑过来，欢呼，拍手，竖起大拇指，甚至跳起舞来。Jasmin 还收到了飞吻。没有石头。
当然，在这个有十三个月的国家，也并非处处艳阳高照，尽管旅游局的宣传册上是这么许诺的。（埃塞俄比亚有十二个月是三十天，另一个月是五天或六天。）如果瞒着不说，那就不对了：我们确实也看到过两三个少年，清一色是男孩，一发现我们就伸手去抓碎石。有一次，我伸直手指，直直地指向其中那个人；其余几次，我则格外夸张地挥手。飞回来的不是碎石，而是笑声，还有同样的挥手。一个手势比一块石头成本更低，而且打得更准。

我心里清楚，我们占了便宜：骑着一辆不寻常的座驾而来，还能在某些场面下一拧油门走人。有三位骑自行车的旅行者，以最艰苦的方式在非洲旅行，他们给我们讲了自己的经历，听上去就又不一样了。他们也同意，一次相遇如何收场，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举止。主要。并非总是。总会遇到那样的情形：被几十个人围着，到某个时刻，话都说尽了：你是谁，从哪里来，以及为什么你不立刻把全部家当送给他们。一种沉重的真空随之而来。如果这时气氛转坏，我们可以一加油门冲出去，而骑自行车的人在碎石路上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人群面前，也已经吃过苦头。
“卫士”一族大概过于听从了座驾的名字（Defender，意为防御者）。我能想象，很多人连一次车窗都不摇下来，更别说下车了，除非是在旅馆的内院里。不开玩笑：很多白人把车开到一家商店门口，让当地人替自己买东西、把货送到车上，然后立刻驶离，连把重心换到另一边屁股都没有过。他们在当地人心中的形象不太好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骑摩托车，我们和人们的接触必然是另一番样子。穿着摩托服、戴着锃亮头盔，未来感十足，既与众不同，又触手可及，而且偶尔真的会被人摸上一摸，只为确认这到底是人还是机器。老实说，在土路上骑了漫长一天之后，我有时自己也不太确定。不过出于上述原因，我们还是占着发动机的便宜。

除此之外，埃塞俄比亚和我迄今见过的非洲其余那一小部分差不多：相对而言平静、有序、规矩，除了每个邮局窗口前那场疯狂的拥挤。我当然不习惯，但这趟旅行之后，也不再感到意外。于是我也踮起脚尖，从三个人头顶上伸手过去，去拿我的邮票。我身上的瑞士人在默默受苦。
有时我也不确定游客们究竟期待非洲是什么样子。他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晃荡，把腰包抱得那么紧，连我都觉得里面至少有三根金条。一位熟人说，她喜欢非洲，因为这里一切都慢悠悠的，尤其是银行。她可以直接坐在银行大厅中间的地上等。嗯，我不知道她是在哪个国家这么干的。我迄今看到的非洲人始终是非常骄傲的民族，没有谁敢在这样的地方，通常还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而我已经进过不少银行了。之所以行得通，只是因为客人大多会受到优待。

最后再给个建议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而且手里肯定没有石头。日出后的头几个小时，一切都平静得多。没人来搭话，当然，挥手的人也还没那么多。
还有一件事：埃塞俄比亚的时间要差六个小时。一天以及计时，从日出开始，也就是我们计时的早上六点。所以有些埃塞俄比亚人戴两块表：一只手腕上是埃塞俄比亚时间，另一只手腕上是世界其他地方所用的时间。而那为数极少的、有表可戴的人当中，有一些只是把表当作象征。这些坏掉的表早就不报时了，已经很久很久。也许它们才是最诚实的：在这里赶路的人很快就会发现，时间反正都是可以商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