喀土穆到阿斯旺:火车接水路,一程换一程

这篇游记的第一部分,我是在渡轮的船舱里写的。没错,渡轮!就是这艘终于要把我们和摩托车带出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渡轮。几分钟前,我们在水上越过了埃及边界,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船笛声。这一路上,我们遇到过不少棘手的处境,可没有哪一次,让我像现在这样如释重负。说来也许可笑,我明明坐在一条老旧破船上,漂在水面正中央,心里却觉得自己像是登上了一座岛。终于。
好了,还是从头说起。

2004年1月2日,星期五。我们天没亮就起床,默默收拾行李。紧张,不安。日出之前,我们已经骑在喀土穆没有路灯、坑坑洼洼的街上,过了尼罗河,来到恩图曼区。在那里找到一个已经开工的加油站,加了油,问去栋古拉的路。栋古拉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,也是五天行程的第一站:接下来四天都要沿着尼罗河穿越沙漠,一直到边境小镇瓦迪哈勒法,那里每周三有渡轮。人家很友好地给我们指了方向。我们五六次问路,就五六次照着走,因为就连在喀土穆,也没有路牌这种东西。
不知什么时候,太阳已经晒得厉害,我们到了城边。方向对了,路却不对。当地人比划着说,那儿有路。于是我们就骑。骑啊,骑啊,一直骑进沙漠深处,脚下总算是类似路的东西,方向也没错,我们问到的每个人,都叫我们继续直走。然后,突然间:一道土墙。三米高,横在路上,向左向右一直延伸到天边。我们被困住了。
我不想描述得太细,其实也找不出词来。那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糟的事。我戴着头盔,爬上陡坡,看见的是:沙漠,还有这道土墙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的膝盖开始发抖,身上一阵冷一阵热,力气一下子被抽空。我只想回到自己的家,回到自己的床上。要是能直接传送回去就好了,一了百了。我走回菲尔身边,一看就知道:他比我更糟。神经绷到了极限,皮肤薄得经不起这一路上的种种经历,力气也耗尽了,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。我们哭,抽搐,互相安慰,尽量给彼此打气。
有一点很清楚:我们掉头回去,改坐火车。这是唯一可行的决定,可也是艰难的决定。对我们俩来说,中途放弃比开始新的事情要难得多。但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身体、精神、心灵,都已经撑不起这样的路程。摩托车也是。
于是我们顺着GPS上的轨迹回到市中心,这次换了另一家旅馆。要是你以为我们终于放松下来,好好休息、享受旅馆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喀土穆,旅馆的意思是:花大价钱,什么都没有。两张摇摇晃晃的床。一台只有阿拉伯语频道的电视。一个冲水和热水都不管用的厕所。门得用一根绳子系住,从门把手斜拉过房间,拴在墙上的钩子上,才关得住,不然整个房间都会弥漫着那种……算了,不提了。三天里一次也没人打扫过。我们有三天时间去张罗火车票和渡轮票,而每一天我们都用上了。
刚安顿好,我们就在近四十度的烈日下徒步走进喀土穆城里。我想,那一刻菲尔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。在一个小亭子前,我们连比带划加上英语,打听哪里有会说英语的代理机构。这时,一位老先生转过身来,是个出租车司机。而这位天使,接下来三天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我们。
他的英语说得近乎完美,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救星。他陪我们去火车站,可是那天是星期五,穆斯林的星期天,什么也办不成。我们约好周六七点半见。你们猜怎么着?七点二十分,电话响了,是前台打来的:“Shall we go to the trainstation?”我告诉你们,从整个非洲一路走来,他是第一个好像懂得看钟表、还真照钟点办事的人。有他在身边,我们简直松了一口气。
接下来两天,大致是这样:我们去了四趟火车站,才拿到火车票(人和摩托车都有)和渡轮票(只有人的,这里没有摩托车的票)。其间我们还得去城里的外国人检查站登记。出租车大哥照样帮忙。他讲价钱,问时间,把那些表格上的重要信息翻译成我们看得懂的文字。他真是价值千金。周一,他陪我们去了货运站,菲尔在没有坡道的情况下,把摩托车变戏法似的弄进了车厢。然后他送我们回旅馆,并且总是主动提出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周二也一样靠得住。旅馆却连一顿早餐都没能给我们做出来,明明前一晚就订了,早上五点半又打电话催了一遍。先说清楚:这家旅馆我们每晚付35美元,相当于一个苏丹人人均年GDP的10%。在埃塞俄比亚,同样的价钱是4美元。算了。反正我们的大哥照例提前十分钟把出租车停在了门口。七点整,我们和他告别。我们把瑞士军刀送给了他,还有所有的汽油,那是我们早先加好、运输前又得放掉的,另外也付给他一份配得上天使的车费。

2004年1月5日,星期一,我们的火车准时在八点半哐当哐当地驶出喀土穆。车身摇晃、颠簸、抖个不停,我的思绪立刻从六人包厢飞到了后面的货车厢,飞到我们的摩托车那里。它们被塞在金属袋、床垫和床架之间,站得好好的吗?但愿还站着。不久,我跟自己立下了约定:“Jasmin,冷静点。你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摩托车要么撑得过去,要么撑不过去。说到底,不过是金属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俩,菲尔和我,平平安安地走下去。平平安安地回家。”

在盖达里夫生病的事还留在我的骨头里,更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而周五的崩溃,终于逼着我只关注最要紧的事:我们。离开苏丹。去埃及。
不过在那之前,还有36小时的火车。一开始没人知道要多久,说法从24小时到50小时都有。这种没人知道何时、何地、怎样的不确定,从赞比亚起就一直跟着我们。我觉得,最磨人的就是它。我老是胡思乱想,一堆疑问,却几乎得不到答案。安排?计划?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买了很多水和面包,把睡袋带进了包厢。
同一个包厢里还有一位老先生,我们叫他“大拿”。他什么都知道,总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恰当的位置排队,永远是第一个,或者排在最前面。喀土穆到开罗这条线他熟得像自己的衣兜,而且他年纪大,受人尊敬,在苏丹就格外占便宜。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,想移民去悉尼(不会说英语)。一位一家之主,想移民去瑞典;他的妻子孩子当然坐在另一个包厢里,那里全是女人和小孩。还有一位四十来岁、很和善的男人,不懂英语(反正只有大拿懂),所以关于他我们一无所知。
这个包厢,要知道可是头等车厢,惨不忍睹:坐垫被坐得塌到我们坐在金属杆上,到处又脏又旧,灰尘厚得吓人。窗户:外面一块铁板,里面一块木板,两块都用绳子和螺丝勉强固定在窗框上。头等舱嘛。包厢里大声争论,吃相像在动物园。没有餐具,没有刀叉。大口咬鸡肉,骨头往地上一丢,脚一勾迅速踢到座位底下。咬不动的就吐出来。时不时擤鼻涕,没有纸巾。一再痛快地咳出一口痰,往地上一吐。水果连皮带汁狼吞虎咽,手在袍子上擦,嘴在头巾上抹。说实话,看着真是妙趣横生。只是气温三十多度的沙漠里,地上那堆东西过一阵子就开始臭得厉害。
一路上我有很多时间,让喀土穆在脑海里再过一遍。公共汽车一来,人们就爬窗进去抢座位。水果小贩,我们每回去,他们给的水果就多一点,价钱却不变。街上所有男人,什么也不干,就是坐着闲聊。清真寺和它们的喇叭,每天大约六次,凌晨五点就开始。女人我几乎看不到,孩子到了五岁以上也只剩男孩。女人们藏在后院里生活。一座城的一半,你永远看不到。
2004年1月6日,星期二,大约晚上九点:抵达瓦迪哈勒法。漆黑一片。我只看得出:我们在沙漠正中间,货运列车今晚不卸货,地平线上某处有灯光。不确定感又回来了。累得半死,站在沙漠里,全部家当都在一节货车厢里。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、在哪里卸货。哪里有旅馆。什么都没有。没人说英语。你只能观察,等待,跟着别人走。
大家都冲着灯光涌去,我们还傻站在车站。菲尔用最简单的画图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弄明白火车要到明天才卸货。渡轮什么时候开,我们仍然不知道。最后我们也动身朝灯光走去,步行,毛驴出租车早就没了。风很大,沙子无孔不入,你们能想到的地方全都有。在旅馆里,我们好歹各弄到一张躺椅,放在草棚下的沙地上。满月之夜,外加沙尘暴。浪漫可不是这样的。
周三我们起得特别早,只想要一样东西:我们的摩托车。于是步行穿过沙漠去车站。在那里盖了渡轮的第一个章;之后大约还有三个章、三张票和许多费用,我们才最终拿到客票。又过了两个小时,才拿到摩托车。又没有坡道,这回有几个男人一起变戏法,然后是如释重负:一道划痕都没有!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穿过沙漠回到小村子,去警察局。我可以自豪地说:我们顺顺利利骑过了沙地。这一路下来,我真的学会了骑摩托车。
在警察局,我们排进一条长长的队伍。排什么,我到今天也不知道。反正人人都在那儿。渐渐地,我们认出了火车上的那些面孔。当我们发现队伍里的大拿,就知道没排错。突然,一位穿着传统服装的老先生朝我们走来。他自我介绍说是努比亚人,名叫卡迈勒,还说他是边境那边的人。接着一切都飞快。他领着我们穿过所有的警察办公室,直达里间,大吵大嚷一通,拿来印章和文件,大约十分钟后,我们已经和他一起,带着所有文件、所有印章,坐在那里喝一杯茶了。他向我们讲解了接下来的流程,说他会在港口等我们。
回车站买摩托车票。想得美:钱不够。我们本来估计每辆摩托车大约50美元,结果价钱翻了一倍。于是又回小村子换美元。再穿过沙漠回车站,然后去港口。和苏丹其他地方一样,我那个穆斯林名字在这里也帮了我:只要穿制服的人听说我叫Jasmin,就会微笑,会帮忙。相信我,半个非洲都知道我叫Jasmin了。
卡迈勒果然在等着。大约下午三点,一切办妥,就在这时,广播通知来了:因为沙尘暴、大风和水面起雾,渡轮今天不开,明天开。我往窗外看了一眼。真的,在刮暴风。卡迈勒说,已经刮了一整天了。可能吧,我没留意。整天追着印章跑的人,是不会去看天气的。
好吧:摩托车又从人群、货物和杂物的混乱中拉出来,回小村子,回旅馆。这次是一个房间,也就是沙地和草棚顶,但是有墙。奢华。我们在市场买了东西,讨价还价、算账的间隙,我顺便数了数:我有多少天没洗澡,穿着同一件胸罩,一次也没脱下来过。数出来是四天。后面还要再加两天。总之:我们不光是站在沙漠中间,也站在污垢里,就像火车上那200个苏丹人一样。不知怎么的,傍晚过去,夜晚过去,又到了早晨。
周四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:卡迈勒再一次为我们出面,大吵大嚷一通,还不肯收任何礼物,而我们成了第一批上船的人。我们,我们的摩托车和全部行李。也就是说,大拿当然早就在那儿了。
穿过一个狭窄的装货舱口,进了这艘老式蒸汽船的船腹,摩托车就停在那里,我们则上楼进了船舱。又是头等舱。不过这次的意思是:两张床,一扇玻璃窗,灯能亮,两米之内没有人发臭,除了我们自己。太棒了。我很少觉得从船上看出去的景色如此让人安心,而我以前还从没坐过这么老的破船呢。

下面这些文字写于埃及卢克索。乘这艘老船航行了18小时,平稳而舒适。
2004年1月9日,星期五,大约上午十点,我们驶进阿斯旺港。一个小时后,海关官员上了仍然锁着门的船,给护照盖章。先盖我们的。我们也得以,或者说被要求,我也说不清哪个说法更对,带着摩托车和行李第一批下船。人人都想帮忙。好意心领了,但那场面简直是噩梦。我们不知怎么穿过了那些袋子、箱子、架子和人群。海关大楼里有茶和早餐,中午前后第一批章也盖好了。因为我们“人很好”,关长允许我们把摩托车骑去20公里外的阿斯旺,而不必在港口存放24小时。进口手续在那里又拖了整整两天,费用和贿赂多得数不清。麻烦,是的。但菲尔和我能来到这里实在太高兴,连这些也打不垮我们了。我们的从容换来了很多善意,大概也替我们省下了一两天的等待。官员们每次都带着观望的神情告诉我们,这件事那件事要多久、多少钱。我们回一句和气的“OK”,而不是他们预期的雷霆大怒,你瞧,时间就缩短了。价钱可没变。
在阿斯旺市里,我们找到一家不错的旅馆,价格公道,有淋浴、热水、卫生纸和毛巾。你们想不到,人会多么想念卫生纸。旅馆里的人对我们照顾得很贴心,我们在警察局、车管所(这里看起来像我们那边的废车场)、登记中心和保险代理之间来回奔波,中间就只是享受身在此处的感觉。
周六到周日的夜里,也就是我们在阿斯旺旅馆的第二夜,我们又被狠狠折腾了一回。完整的故事在《警察笔录》那篇里。这里只说一句:那晚我们根本没睡。我们赶走了一个入室窃贼,凌晨两点冲着阿斯旺的街道大声呼救,还写了警察笔录。噩梦。周日我们从交通警察转到旅游警察,当然,还换了旅馆。周日下午,我们成了阿拉伯文车牌的骄傲车主:我是阿斯旺13号(多么讽刺),菲尔是阿斯旺14号。下午睡了一两个小时后,我们又出门了:给车牌打孔,把它们装到摩托车上,买晚饭的东西,换钱,复印护照。然后吃饭,洗澡,终于,终于能安安静静、长长久久、深深地睡一觉。所有的门都锁好。

2004年1月12日,星期二,中午起,旅程继续,由警车护送的车队带路。我们以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冲过沙漠、村庄和弯道。迎面来的车只能让开。危险,非常危险。而我享受每一分钟:方向对了,再快也不嫌快,我们的目的地呢?卢克索!光听这个名字,我就满怀期待。
日落时分,我们到了。一位卢克索的警察骑着摩托车,亲自护送菲尔和我,满脸喜气,闪着警灯,直接开到了瑞士酒店集团的Mövenpick度假村。在这座位于尼罗河小岛中央的酒店里,有泳池、浴缸、一大群服务人员,还有一顿丰盛得惊人的自助早餐,我们要彻彻底底、真真正正地宠一宠自己。两天两夜,除了奢华,什么都没有,呃,是卢克索。终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