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 旅程 I · 美洲 / 非洲
旅途中的故乡
一个身在中美洲的瑞士人盘算着回国后的日子:给游客指错路,开口就要盖章,见人就收手续费。这是一剂治疗思乡远行症的偏方,疗效嘛,不敢打包票。

译自Deutsch。 阅读原文
时不时总能读到这样的报道,语气恭敬,还带着几分钦佩:有些作家说,写作对他们不是乐趣,而是苦役。为了让字句排成他们心中所想所感的模样,要反复斟酌,搏斗不休,简直是一条受难之路。可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写下去。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,甚至还心存感激,庆幸这些人都是屡教不改的惯犯。世上少有比一本好书更美的东西了。当然,也有另一类人,多半是记录自己悲惨童年或一团糟的人生的那种——对执笔者和某一类读者来说,这当然动人、感人,还兼具疗愈作用——可惜他们出完处女作之后,同样也收不了手。
不过,我其实不想议论这些码字的人,我想聊的是旅行,聊我自己的旅行。这些作家的怪脾气,是我在路上突然想到的,而且偏偏是在我苦苦撑着不想再往前骑的那一刻。我总是一再发觉,瑞士的生活是多么美好(倒不一定是因为瑞士就是瑞士,而是因为那是我习惯的生活),于是问自己:我干嘛要这样折腾,而且还——又来一次?我回到家,如释重负,庆幸一切总算熬过来了。然后一切从头开始:没有住处,没有工作。可是,经过几年有心理医生陪伴的日子,我又不可遏制地向往远方,仿佛从未有过任何犹豫。受苦,收手,重新开始。看来我自己也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,只不过没有出版合同。
所以我决定,不能只是干受罪。毕竟这样折腾下来,也出不了一本书,换不来稿费去付每周的心理咨询费,顶多在网上留下几页免费的文字。这一次,我打算把这些陌生国度的一些做派搬进我们自己的日常,指望着这样一来,思乡远行症就能从此一去不返。这就要求我在不少地方调整自己的行为,比如对待游客的方式。假如有一天,有个老外在狮子广场向我求助——前提是我回国后又住回了苏黎世——我设想的场面是这样的:
游客:“打扰一下,我在找一家胶卷店。”
我:“找来干什么?”
游客:“冲洗胶卷。”
我:“哦,要买胶卷的话,拐个弯就是。”
游客:“我是要冲洗胶卷。”
我:“什么胶卷?”
游客:?(请想象一张目瞪口呆的脸)
我:??(请想象我那张目瞪口呆的脸)
游客:“就是普通的相机胶卷。”
我:“哦,那个——胶卷?”停顿。“普通胶卷。”
游客:“三卷三十六张的,彩色,400度,柯达。”
我:“就在这附近?”
游客:“对,没错。胶卷,冲洗,就这儿!”
然后我会准备好几个版本,毕竟生活需要变化。要么老老实实说一句“这儿没有”,要么视风力和湿度而定,随手朝某个方向一指,再附上一句距离说明:“过一个半路口。”
我还琢磨过干脆不再回答,至少不白答。能掏钱来瑞士旅游的人,多少也能分我一点。要是游客不乐意,我就往地上吐一口唾沫——这样一来,所有语言上的误会都免了。
思乡远行症会不会因此痊愈,我不知道。但至少有一回,目瞪口呆的游客会变成我。
除了这些总是滑稽可笑的对话——过一阵子,我和Jasmin还能拿它们笑一笑,前提是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家面包店或洗衣店——还有一大堆事情,只有在最初一刻才好笑,或者根本一点也不好笑。每到这时,我总会意识到,我们把多少日常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,早已不再(或从未)把它们视为社会或技术上的成就。
官员的腐败,还有那整套荒唐透顶的文牍作业!我深信不疑:所有那些一式四份的收据和表格,表格的复印件,给复印件盖章,再复印那些盖了章的复印件——做这一切,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能把这堆东西扔进早已熄灭的火山里,同时让我们觉得,他们还是做了点事的。
请想象一下:一个奥地利人开着他的阿尔法·罗密欧越过边境进入巴伐利亚。时间大约是中午十二点,因为早上八点他就是第一个到海关的。开出四百米后,一个穿制服的人招手让他靠边,因为这个车牌子显然跟这个联邦州不太搭。这位身着官服的先生仔细研究了护照、驾照,还有一份盖了章的、准许在德国驾驶的许可证复印件。然后他通知说,巴伐利亚的交通部长想见他一面,请他穿过马路,到对面一间小屋里去。小屋是旱厕风格的,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。交通部长坐在一张小小的木头桌子后面,甚至还跟他握了手,开口就是要看护照、驾照,还有那份盖了章的、准许在德国驾驶的许可证复印件。事实一目了然。有收据,有官方印章,足以证明这位奥地利人要付一欧元——或者,要是比较一下中美洲和德国的平均年收入,大概更像是五欧元。荒唐吗?在巴伐利亚是的。(我们入境洪都拉斯时,遭遇的正是这么一出。)
有时候事情接踵而至,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被人坑。多半是在过境的日子。这时就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,拉开一点距离,把激进的念头重新放平。不过在萨尔瓦多,新鲜空气是不可能的事。倒也没那么糟:那里的海关手续虽然大大助长了火山的冒烟,其余方面却办得井井有条、公平公正。你渐渐学会感恩:被夺走的只是呼吸,而不是钱包。
这些把此地和故乡拿来比较的体会让我明白,为我们的价值体系挺身而出,是多么值得。那些没完没了的牢骚客,无论是政治右派还是左派的,统统都跟我没关系。我们享有许多优势,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躺在上面睡大觉。在我看来,最宝贵的成就是较为均衡的财富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。因为中美洲并不只是贫穷、令人怜悯。这里有一小撮上层人士,过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富足生活,连苏黎世湖右岸的不少人见了都会眼红。他们住在高墙之内,有持枪的人看守,里面有购物中心,什么都买得到,真的是什么都有。别墅区比瑞士根本腾不出地方来建的那种更奢华、更宽敞。而不到十公里之外,就有人住在木棚里,衣衫褴褛,不知道欧洲到底是什么。
在远方,我一次又一次重新认识故乡的价值。想想真怪:你骑过大半个地球,而你真正开始看清的第一样东西,竟然是你抛在身后的那些。以后谁也别再对我说,瑞士人冷漠,甚至刻薄、排外。在这里,我几乎每天都看到,对待外国人还可以是什么样子。另一方面,我完全无法理解,为什么要拒绝给那些为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的人发言权。我想到瑞士的那些“外国人”,有的已经是第二代、第三代,他们缴税,却不能投票。想入籍,还得花钱去“买”。可我们本该庆幸,是他们填补了瑞士人口的负增长,而他们的贡献远不止于此。谁自己当外国人当得够久,也许就看得更清楚些。价值要守护,但也不要对新事物关上大门!
公里路程 · 第 74 天
